演员朱琳66岁了，然而现实中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实在年轻许多。

作为86版《西游记》里最出彩的一笔，端庄又娇羞的朱琳，是无数观众心中永远的“女儿国国王”，“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的旋律响起，还是能让人心尖微颤。

不管走到哪，女儿国国王都是朱琳甩不开的话题和标签，但她并不因此苦恼，直言，“一个人一辈子演无数角色，大家能记住一个经典形象就不错了。”

朱琳因影视出名，然而退休之后的她，早已转型舞台剧和有声小说领域。今年9月，朱琳便将带着文学朗读音乐剧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86版《西游记》女儿国国王

朗诵对话大提琴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最著名的短篇小说，讲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在四十一岁生日这天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写信之人是一个将死的、偷偷爱了他十八年的女子，初遇这个男人的瞬间，她便坠入情网，之后，她走过了孩童时的懵懂爱慕，经历了世俗的洗礼，直到临死前写这封信，唯一没变过的就是她的爱，而他却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这还是朱琳第一次以纯文学朗读和现场音乐结合的形式，演绎世界经典。

“看欧洲大文豪的作品是我们那个年代唯一的文学享受。”朱琳回忆，自己最开始接触茨威格是改革开放以后，家里有一本茨威格小说选，张玉书翻译的，他的语言文字有原作者风格，也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习惯，朱琳这次朗诵的便是他的版本。

不再拍影视后，朱琳登台演绎的都是自己真正心仪的经典。在此之前，她扮演过姿态各异的女性，如今退休了，她对女性的探索没停止。《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可以说和她心灵相通。

朱琳近期照片

茨威格常常从男性的角度描绘女性独特隐秘的情感世界，他笔下的人物往往细腻、敏感甚至神经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就像一个女人的内心独白，给了演员很大的展示空间。

“他擅长观察成人世界的情欲表达，善于描绘被情欲主宰的人，而我们要回归文学作品最原始的状态。影视有很多外在的表现手段，一旦回归文本，技巧就不存在了，你调动的是你这些年的所思所想、情感体验。这是我喜欢的，也是我这些年做演员的长项。”

在朱琳看来，茨威格的笔就像“手术刀”，在剖析和挖掘女性的世界时，力道细腻、精准，读者想知道什么，他的笔就写到哪儿，“他都写出来了，而我就一个小时的朗读时间。他用小刀一点点拉开来让你看，可能温情可能血淋淋，都在考验我的功力。”

演出时，和朱琳一同登台的还有法国大提琴家索尼娅·维德-安瑟顿。除了和名团合作，索尼娅这些年也在积极拓宽表演形式，她和女演员夏洛特·兰普林合演过《夜舞曲》，也和法国影星芬妮·阿尔丹合作过《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夜船》朗读音乐会。

朱琳和索尼娅尚未见过面，但两人已经传阅过彼此的演出视频和录音。

在朱琳眼里，大提琴是中性的乐器，既可以男性又可以女性，既能倾诉、抒发、宣泄，又能倾听，角色的转换是自如的。而索尼娅的演奏在她眼里也是中性的，琴声里有细腻也有粗犷，给人力量感和冲击力。

朱琳感慨，过去在国内，音乐往往沦为伴奏和背景，很少作为独立形象出现，很多高大上的演出请了作曲家写大型交响乐，最后，交响乐不是变成伴奏就是抢演员的戏，二者很少有平等的关系。

“我们首先是一种对话，和性别的撞击。”朱琳将大提琴当成倾诉的对象，她希望二人上台时，观众不是只盯着自己看，把大提琴当成背景音乐，“她的琴声会引领我，和我对话，她会倾听我的诉说、苦痛、哀怨、喜悦，她首先应该接受到，再用琴声表达出来，这才是两种艺术符号有机的结合。”

同样是朗读经典名著，去年6月，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来华朗读杜拉斯的《情人》，曾在业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在北京，朱琳特意去看了于佩尔的演出。她和时下的年轻人一样喊她于老师，“于老师在台上真的有一种少女的娇羞，她是从13岁少女开始演的，我不行，我是很有分量的‘王者风范’，但我也要从年轻女性的感受入手。”

朱琳坦诚，因为忙着看字幕，前十几分钟她并没有看进去，看到四分之一，她瞬间被打动了，少女后来坐船离开越南回法国，也让她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那台演出的舞美也让她印象深刻，一颗椰子树的剪影就是越南，一台风扇代表了燥热，舞美的简洁让人忘记了技术手段的存在。在舞美上做减法，在这一点上，朱琳和于佩尔的想法是相通的。

朱琳反对舞台给观众强加东西，淋淋尽致地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年代、什么背景，“这些外部的东西会影响观众的欣赏，尤其是文学青年非常敏感，他们对文学信息的捕捉有自己的习惯和渠道，所以绝对不能强加观众。”

朱琳早年照片

本色出演女儿国国王

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朱琳是扎扎实实的文艺女青年。从小，她就爱好文艺。1969年，朱琳考入北京部队通讯兵文工团当舞蹈演员，1975年转业到北京一家研究所当化学分析员。

朱琳和影视圈结缘于1980年。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了电影《叛国者》专门到北京选演员，朱琳被选中饰演动物学家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