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重大理论范畴。这在新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统领新时代中国法学理论研究的制高点，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的理论支撑。

新时代法治中国实践的思想旗帜和行动纲领

为什么要搞法治、建设什么样的法治、怎样建设法治，贯穿了习近平总书记波澜壮阔的治国理政历程。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指引法治中国建设按下快进键，深刻回答了许多一直想弄清而没有弄清的问题。

正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领导全面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全面依法治国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航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新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第一次。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新任务，顶层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强化。2018年3月，依据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主任，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协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和有力组织保障。

正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日益明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安排，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五”。“一条道路”， 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两个阶段性目标，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安排相适应，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基本建成；在此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法治强国是题中应有之义。“三位一体”， 即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四个方面主要任务，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总抓手包含五个方面内容，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一系列战略部署安排，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科学的顶层设计、路线图、施工图。

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学理性极强的科学理论形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起，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的宏大体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治思想理论体系，在范畴上系统集成、逻辑上有机衔接、实践中相辅相成，体现出深厚的理论底蕴、系统的理论架构和完备的话语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传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法律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进入新时代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广采博取中华法系的精髓和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的智慧，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制约权力与保障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法治现代化等方面，对古今中外一系列符合国情、符合法治文明进步趋势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时代化提炼和升华，科学阐释了法治与改革、法治与政治、法治与德治、法治与人权、维稳与维权、法理与事理情理等一系列重大关系，体现出海纳百川的宽广襟怀、融通古今的深远视野和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

世界法治文明进步的中国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一句法学格言：“别的发明使人类学会了驾驭自然，而法律使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己。”纵观世界历史，凡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在法治思想方面富有重要建树。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理论创新，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治文明和人类法治文化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在话语体系方面，打破了西方法治话语垄断。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对我国法治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存在着争议和杂音，一些西方国家以他们所界定的“宪政”为名，鼓吹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抱有偏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法治与政治的关系，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深刻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才是真命题，从理论和逻辑上厘清了党与法的关系，有力论证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性，跳出了西方法治话语的陷阱，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起到了正本清源、举旗定向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