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地产火爆的大行情下，佛山显得有些“例外”：工业投资高于房地产投资，特别是技改投资大幅增长。
在有着上千年陶瓷、铸造历史的佛山，自动化工厂早已取代手工作坊，但匠人精神传承至今。
黄兵，每天要试吃300口饭的电饭煲试吃员。黄醒民，9年烤了6000多只鸡的微波炉测试员。他们是“大城工匠”的代表，受到当地政府的重奖。
“哪怕是做一颗螺丝钉，也要做世界一流的螺丝钉。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定力。”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说。
2002年，一篇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强烈反响，后续的媒体报道还引起了一场关于深圳未来的大讨论。
当时被认为是深圳改革发展痛点的科技创新、深港合作等议题，今天看来，都成了深圳的优势和强项。
“特区在发展过程中，曾面临转型的阵痛、成长的烦恼，但正是直面问题，让特区发展不断爬坡越坎。”吴思康说，40年来，在求真务实的精神氛围下，广东干部群众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开弓没有回头箭”，勇敢推进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广东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将最广大人民的迫切需求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赋予基层敢想敢干的空间，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让群众创造精神贯穿改革过程，释放出征服一切困难的磅礴力量。
“遇到新生事物，不忙着贴标签、戴帽子。正视人民对生存发展的需求，成为广东改革破冰的重要支撑。”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以人民所需所急所盼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凝聚利益共识，推动改革披荆斩棘——
在清远氮肥厂原址的一座厂房内，墙上的一块黑板字迹斑驳，但依稀可见当年“记分计奖”的痕迹。
原清远氮肥厂厂长王昌浩说：“超额奖励的效果立竿见影。工人工资翻了一倍，‘上班打瞌睡、下班生如虎’的现象消失了。”
不过，初尝甜头的“超产奖励”很快遭遇反对声音，面临“私分国家财产”的指责。广东省委及时肯定了清远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做法并推广至全省。1981年，国务院发文，要求全国各地推广“清远经验”，搞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初，为顺利推进国企转制，顺德率先成立德安保险公司，专门负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并要求企业转制时，必须按每人每年600元标准为已离退休人员投保。
“原以为企业产权变动会引发职工躁动，但实践下来，改革的负面效应比原来预想的要少得多。”招汝基说，“这告诫我们改革必须要让受损者得到公平对待，才能团结力量凝聚共识，降低改革‘摩擦系数’。”
尊重和吸纳基层首创，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通过营造容错试错氛围，呵护改革探索的“幼苗”——
深圳1987年率先借鉴香港土地制度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拍卖；顺德1993年在市镇两级企业全面开展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敢为人先”、不懈探索，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陈开枝说，当时不少改革既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处处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工作导向，赢得了一心一意搞改革、谋发展的宝贵时机。
深圳、顺德最早探索大部制改革，党政机构精简、冗繁人员减少，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行为大大减少，给了市场更多空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放管服”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广东民营经济主体迅猛增长并突破1000万户。
首批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说，在广东生活工作20年，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倾听基层的声音，让决策“接地气”。
始终坚持法治护航平衡“多元需求”，健全民主法制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凝聚发展合力——
漫步在广州永庆坊，阳光从红砖房的屋顶洒落下来，铺满麻石的路面光滑平整。
在城市大拆大建中，类似的老旧建筑很多一拆不复返。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城市文明传承与根脉延续如何权衡？
当地成立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居民组成的共建委员会建言献计。2015年，政府顺应民意，引入社会力量进行城市微改造，使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李惠武说，面对基层利益分化、诉求多元的实际，政府搭建平台、制定有效的议事规则，让社区居民充分表达意见，让民意与政策磨合，寻找最大公约数，有助于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基层治理见之于细微处，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广东逐步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2011年率先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取消登记数量和比例的限制。如今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超过6.7万个，弥补了政府在社区管理上的力量不足，推动了社会治理的专业化。
前几年，频发的电梯伤人事故成为安全监管的难题。通过电梯确权明确“首负责任”，建立健全保险赔付机制。经过3年试点，2015年5月，《广东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审议通过，成为我国电梯管理的首部地方性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