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的那一刻，你许下了什么心愿？

生于1968年的束昱辉，大概觉得他50岁遭遇的这场危机，会像以往历次舆论危机一样，终将随风远去，所以当他的“权健帝国”深陷风暴之时，还不忘用阴谋论往媒体身上扣锅。但这一次可能令他始料不及，2019年第一个工作日，天津公安机关就宣布，对权健公司涉嫌传销犯罪和涉嫌虚假广告犯罪进行立案侦查。

“权健事件”发酵两天后的上月27日，天津市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元月1日，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调查组的通报中强调了这么一句话：绝对不允许打着直销的旗号干着传销的勾当。而此前权健最主要的说辞，就是他们合法持有直销牌照。虽然公安机关的侦查尚在进行中，但综合媒体已经挖掘的事实，以及天津调查组的表态，权健公司在经营行为中搞传销或非法直销，几乎已经证据确凿了。

这里要普及一个知识点，很多人都知道传销在我国是非法的，但其实直销也并不是全部都合法。我国批准的只是单层次直销，多层次直销和传销一样都是禁止的。抛开那些复杂的概念，吃瓜群众只需记住一点，只要发现某种销售行为中有“发展下线”、交“人头费”的情况，基本都可以判定这是打了法律的擦边球，或者直接可以说是违法的。权健之前玩弄的就是这种偷换概念的花活。

权健这种“玩法”，和通常意义上的传销确实有区别，因此也就更具有迷惑性。“古典”传销一大特点是，并不注重“标的物”。二十年前我们家一个邻居，养了一年猪赚来的5000块钱被搞传销的亲戚骗走，只给了一块走不准字儿的手表。甚至有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标的物”，靠讲故事就能干事业。比如“1040阳光工程”，根本也不卖给你什么东西，就靠一张嘴许给你1040万的人生巅峰。所以这种传销也并不产生什么商品利润，纯粹是个骗局。

但以权健为代表的这类公司，和古典传销既相似又不似，仿佛是骗术的“拿来主义”。根据媒体的调查报道，权健在销售网络的搭建上，也采取了传销式的多层销售结构。每一个“系统”都要发展自己的下线，下线达到一定层级后，就可以独立。销售人员可以按照自己下线的数量获得奖励。而每个加入其中的“会员”，都要缴纳几千元不等的会费。再加上那些似曾相识的洗脑术，其实与传销的玩法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但不同的是，权健的手还伸向了销售的下游。他的产品并不是只面向体系内成员，而是实打实对外经营，产生利润的。也就是说他们那些“神药”，要通过销售系统流向市场，被广大消费者服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典传销的危害还具有封闭性，他们瞄准的只是加入体系内成员的钱包。而权健这种“一马双跨”的模式，仿佛两只手同时伸向了内部成员和消费者两个口袋。

更加严重的是，古典传销因为并不重视标的物，顶多也就是骗你点钱就算了，那些因逃脱传销组织而丧命的也是偶发事件。而权健这种卖假药的，既要你的钱又要你的命。他们构建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用传销最擅长的洗脑术怂恿广大中老年甚至危重病人用保健品代替药品，把大量夸大其词甚至根本就无效的保健品，源源不断地送往人们口中。

在权健的培训材料里，他们对目标人群做了精准细分。对退休的谈健康，对大学生谈创业。就像我的同事静静说的，束昱辉和他的权健，非常精准地拿捏住了社会和人性的两大痛点：对健康和财富的焦虑。它的诱惑力越大，对社会的伤害也越大。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权健公司所在的武清区和大学生李文星误入传销组织致死的静海区，同属于天津的远郊区，传销组织在这两个地方盘踞多年。传销或者类传销机构难以扫除，往往因为它们能为地方带来房租以及税收贡献，也不排除存在利益寻租。去年中央四部门对以介绍工作为名的传销开展专项斗争时，天津市曾表示要从“政治责任”的高度，“坚决打赢清除传销这场特殊的人民战争”。

而此次对权健的调查中，天津联合调查组又强调，天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人民的健康高度负责。打击传销，除了要保持高压态势，或许也应该从改革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上入手，深入研究一下传销高发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可能会给我们不同的思路。

就像庞氏骗局必然崩塌一样，传销或许给某些地方带来了一点利益，但与它对社会风气的伤害相比，一定得不偿失。而那些曼妙的说辞，那些可疑的瓶瓶罐罐，可能会暂时抚慰你的焦虑，但迟早也会失灵。毒鸡汤的盛宴，终究难以长久铺排下去，无论这鸡汤是入口的还是入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