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押到日本做苦役的中国劳工刘连仁，在这期间不堪忍受折磨跑到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中，靠吃野果等生活了13年，成为不会说话的“野人”，童增让他作为中国被害劳工的代表起诉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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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1995年，童增收到了10000余封二战受害者来信，直到今天，他还一直保留着其中的一部分。大部分受害者在信中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童增随后告诉他们把信件邮寄到北京的日本大使馆。但是，日本大使馆在几年时间里从未有过答复。

　　1994年，日本著名律师小野寺利孝首次来华访问，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北京由一名日本记者介绍，小野寺利孝见到了童增，当即向童增 表示，作为一名日本律师愿意为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和有关加害企业，“我今年50多岁了，这场诉讼，我计划打10年，打到60多岁。”

　　就这样，童增与小野寺利孝签订了协议，委托他和其他日本律师一起代表中国二战受害者在日本法庭提起诉讼。

　　2003年，童增以证人的身份远赴日本札幌法院出庭作证。原因日本政府、日本加害企业三菱、三井等辩护人提出中国受害劳工没有索赔要求，是日本律师鼓动他们到日本来索赔的，童增前往法庭证明日本律师是受委托提起诉讼。

　　童增说：“这场世纪诉讼的确靠小野寺利孝的鼎力相助，在当时已有十万的日本人支持中国二战受害者，有些日本律师卖房子抵车来支持我们。”但遗憾的是，日本最高法院以1972年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包含个人赔偿为由，驳回中国二战受害者的诉讼请求。

　　中国受害者，在日官司败诉。

　　童增并未泄气，他和团队另辟蹊径，一方面提出把官司搬回中国来打，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日本律师继续采用与日本加害企业“面对面”谈判协商的方式索要赔偿以及谢罪。

　　2006年，童增（右一）参加救助受害者的活动，为受害者送去慰问金。本人供图

　　三菱谢罪，为中国受害者讨个公道

　　“我们坚持了20多年，就是为了给中国受害劳工，给中国人争一口气！”今天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对于耄耋老人的闫玉成来说，是个早该结束的梦魇。

　　70年前，他被日本侵略者强掳为劳工时，承受着非人的折磨。每晚睡觉时衣服要被扒光，大小便全部在房间里解决。吃的是蒸不熟的苞米饼子，喝的是随时因拉肚子而丧命的生水。“我看见用马车横装死尸，上面盖了芦苇，拉了满满一车。”闫玉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据介绍，三菱材料公司前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下包公司接受了3765名中国劳工，其中有722名同胞被折磨至死。

　　1994年8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与童增在北京签署了委托协议后，全国上下的志愿者积极在国内寻找当年三菱的中国受害劳工，组织起诉，要求赔 偿，要求谢罪。1995年开始，日本众多律师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作为被告，为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提起了15起诉讼，其中起诉三菱材料共有5个案子，在札 幌、东京、福冈、宫崎、长崎等地方法院诉讼。

　　从1990年童增撰写“万言书”开始，包括三菱受害中国劳工在内的二战中国受害者后写信向日本大使馆要求赔偿谢罪，后又经过长达13年的取证、诉讼，以及其后9年的持续交涉，共历经26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童增和中国受害劳工终于等来了三菱谢罪的这一天。

　　“压抑了半个世纪，他们首先想要一个说法，讨一个公道，其次才是想要拿到自己应得的赔偿。”童增深切地感受到，单纯的经济援助是无法抚愈战争受害者内心的创伤，他呼吁社会给予受害者更多的关注。

　　童增说，虽然他与日本政府斗争多年，但是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道路上从来没有遭遇过来自日本的任何威胁与恐吓，“因为我们做这件事是正义的，日 本政府和日本加害企业只会感到内心愧疚和良心上的不安，26年来的确也感动了很多日本人，过去很多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日本政府官员甚至日本右翼，在到中国参 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北京卢沟桥的中国抗战纪念馆’后，其历史观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事实上，童增的事业不仅帮助了战争受害者，也推动中日民间的相互了解，对中日友好起到了促进作用。2015年3月，童增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其 主要原因是童增先生多年来从事‘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因此也得到世界上一些国际人士与组织的认可和肯定。

　　“26年前，我没想过有今天。”就是这样从容的一句话，仿佛已经昭示了童增26年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全部写照。

　　26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也可以改写一段历史。而历经风雨的童增，浑身上下显露着敢闯敢拼的精气神儿。他的坚韧执著、以柔克刚的范儿，彰显出民族的脊梁，爱国的担当……（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尚君　实习记者　赵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