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病人给志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位老奶奶之前对人很友好，但临近末期，身体已经处于“谵妄”的状态，谁都无法接近她，这让张婧一看到了“生命的流逝”。

王健男回忆，去年，病房来了一个病情发展特别快的病人，他有一种“命运对自己不公”的愤懑，对前来照顾的医生护士、志愿者恶语相向。“这让每个人都有挫败感，心里不好受。”王健男说，“他入院没多久就去世了，但去世前，他对我们说‘谢谢’。”

一位只有三十多岁的女病人，孩子还小，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却被判了“死刑”。她和王健男聊得最多的还是孩子，妈妈要离开了，能为孩子做些什么？“一开始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拍照片、录视频、写信……但后来她体力太差了，就没有再尝试。”王健男说，“太遗憾了，但遗憾永远存在。”

死亡真的来到我身边时，我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去

“其实父母和我，都会对安宁志愿者存有一点疑问，觉得会不会是一个充满创伤的服务工作？担心我没有足够强大的心态来目睹和面对死亡。但我去了之后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创伤，有难受的时候，但更多是互相支持。”张婧一说，每次做完志愿服务，大家都会分享交流，甚至花一个小时来反思自己做的事。

中学时代，张婧一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对生死的话题感兴趣，“可能有青少年的存在主义危机，想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当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死，亲人也会死，一度陷入恐惧，又不知如何解决，于是想从文学、哲学、宗教作品中寻找答案。“一代又一代文学家、哲学家都在试图打破恐惧，但答案仍然悲观——没有人可以永生。”

成为安宁志愿者后，她换了一个角度面对死亡：如果人无法永生，那在死亡之前，有什么“最优活法”？“我们能做什么”？

“我曾经以为做志愿者是帮助别人、助人为乐，但从在海医安宁参加培训的那天起，我觉得自己才是真正受益的那一个。”张婧一说，“作为学生，我们接触的大多是同龄人，对死亡的经历很少，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撑我们的讨论。而现在志愿者们分享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有一次，张婧一拉着朋友到海医安宁参加“死亡咖啡馆”的活动。这是一个没有议程、结论或导向的小组活动，参与者讨论有关死亡的一切。

沟通，是张婧一从志愿服务中学到的最重要事项，“过去我总觉得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现在我发现通过某种沟通，大家可以慢慢相互了解。沟通让很多事情变得容易”。

张薇说，对志愿者而言，最大的困难是他们在服务中可能会遭遇富有挑战性的生命状态，可能会“击中”自己某些过往的经历。所以每次服务结束，志愿者们都进行分享，疗愈曾经的创痛，让生命更有力量。

“每个病人都是独特的，每个志愿者也是独特的。”张薇说，有些志愿者和父母关系也存在问题，但在这里，他服务了很多父母，也见到了很多儿女，当他对双方都有了解后，可能有助于他与父母和解——这是活生生的生命给予的教育。”

王健男说，人和人的差异很大，临终前的愿望很难归纳，“但这些愿望往往是与人的关系相关的，人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渴望与亲近的人在一起”。

有位志愿者告诉王健男，自从参与这个工作，对死亡不再那么恐惧了，王健男也渐渐反思自己，开始定期给父母打电话，主动关心他们，“这就是当下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

陈知遇一开始并没有让父母知道自己在做安宁志愿者，长期以来，她与父母存在沟通障碍，一年回不了几次家，隔阂越来越深。

“身边的很多朋友虽然跟父母常联系，但很少有深度沟通，通电话只是说最近在忙什么，寥寥几句就结束，真正想表达的，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积攒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心结。”陈知遇说，“如果我对和爸妈改善关系仍有期待，如果我还有机会能做点什么，就应该去做。”

2020年的国庆连着中秋，陈知遇回家过了一个长假。她硬着头皮拉着爸妈出去喝了一顿酒，把多年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还告诉了爸妈，自己在做志愿者，爸妈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和接纳。“对家庭关系的改善，可能是我在海医安宁获得的最大收益。”

今年2月开始，她决定每隔三天，一定要和爸妈联系一次，看是否能改变什么，“其实你不是不爱爸妈，爸妈也不是不爱你，只是没对上频道”。

去年，陈知遇的姥爷被诊断出肺癌，今年过年回家，她发现原本精神好、牙口也好的姥爷已经瘦脱了相。“我该怎么办？”陈知遇脑子里想起了自己做志愿者的那些事，心中有了答案，“多陪伴姥爷，哪怕和他一起看电视”。“做志愿者最大的收获是，当死亡真的来到我身边时，我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