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源治理，从个案办理到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通过涉未成年人个案的办理，探究背后的社会治理问题，像规范大数据推荐、文身治理一般，以“我管”促“都管”，已在全国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中形成共识。

浙江省安吉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自2020年以来，先后有10余名涉案未成年人存在滥用非处方药氢溴酸右美沙芬类药品的情况，服用后情绪亢奋、精神恍惚甚至出现幻觉。2021年上半年，湖州市、安吉县两级检察院相继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加强对氢溴酸右美沙芬类药品的流通监管力度。在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目前已将该药由非处方药列入处方药。

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涉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中发现，案发地在某点播影院。随后，该院分别向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大队、区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办公室发出检察建议，提出应开展专项检查、探索建立点播影院接待未成年人制度等。2021年9月，上海市检察院对全市此类案件进行分析和调研后，向上海市电影局制发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并同步抄送给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总队、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后，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一体化办案，综合运用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背后社会治理问题的解决，强化了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防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各管一段、顾此失彼。”安吉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竺炜表示。

在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黄冰洁看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是落实最高检党组提出的能动履职、诉源治理的体现。包括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性侵违法犯罪入职查询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都是在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此外，检察一体化优势也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得到积极体现，很多案件的办理，从基层检察院到上级院接续监督，实现从局部治理到整体治理。”黄冰洁说。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长期关注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他看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是践行法律规定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对办案质量认识不断深化的成果。

“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不同，其背后反映着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这要求检察机关不仅要把握好法律政策、办理好案件，更要看到案件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并立足于检察履职和法律监督开展诉源治理，最大程度避免和预防新案件的发生。这样做也有利于实现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苑宁宁认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参与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也体现出检察工作理念的不断进步——从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到既用心教育挽救罪错未成年人，也全力帮助未成年被害人的“双向保护”，再到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从来不是一家之事，检察机关将司法保护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和政府保护，形成保护合力，有助于实现‘1+5＞6=实’的效果，创造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和健康成长环境。”苑宁宁如是评价。（崔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