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实时性等特征，对其监管注重过程监管和平台协管，由平台代替政府承担部分内容监管的职责。”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研究人员杨传张介绍，首先是进行身份认证，即“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做到内容可追溯；其次是实时举报、即时阻断机制，配备监管人员24小时巡查直播间；第三是信用等级管理体系和黑名单制度，对进入黑名单的互联网直播使用者，禁止再次注册账户；第四是内容审核制度，配备专门的内容审核人员对上传平台内容进行审核。

“事前审批与互联网文化产品时效性强、更新速度快的特征不相适应，而事中阻断和事后处罚则更加符合互联网文化产品的特征。”祁述裕认为，还可利用黑名单制度、信用体系制度、举报制度等事后处罚措施，加大处罚力度和企业试错成本，维护互联网文化市场秩序。

“什么人都能利用直播平台进行带货，什么货物也都能进行直播销售，导致带货过程中恶性低价引流、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问题。”针对直播营销行业乱象，杨传张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设立“带货”门槛，对直播平台实施违规处罚、限期整改措施，对直播人员设立严格的准入审核和逐出处罚，对直播货品建立严格的过滤筛查标准和溯源机制。

“作为平台运营方，我们也不愿意被认为是‘低俗搬运工’。”一名知名短视频平台产品经理告诉记者，如果成本低、同质化严重、导向不正常、没有营养或单纯诱导消费的内容充斥平台，将直接导致用户流失。“优质的内容创作者是增加用户黏性的关键，靠一时刺激吸引流量无益于平台的长期发展。”(本报记者 管筱璞 韩亚栋 李云舒)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