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时，宜兴法院将南京市鼓楼医院追加为第三人。经审理，法庭认为“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并驳回了沈新南夫妇的诉讼请求。

但在无锡市中级法院二审时，法庭充分考虑了伦理和情感因素，认为沈杰、刘曦遗留下来的胚胎是“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因此，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既合乎人伦，又可减轻其丧失子女之痛楚。

▲2018年3月，南京鼓楼医院生殖中心门诊。    新京报记者吴靖摄

4位老人面临的代孕难题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老沈想把胚胎拿出来做什么，他肯定是要传宗接代的。”李云说。

但在中国，代孕被明确禁止。

2001年，卫生部出台《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而代孕是否违法，在法律界也有争议。

“实际上，迄今为止，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没有对代孕做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而原卫生部的规定只是行政规章，不具有限制人民权利的效力，不能作为禁止代孕的法律依据。

2014年8月，沈新南等人成了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嘉宾。胡杏仙当场询问主持人，“拿到胚胎，当然是想国家政府能给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特殊的照顾。”

所谓“照顾”，就是指代孕。当时，胡杏仙的侄女、外甥女等亲属曾表示，愿意为其代孕。但上海市卫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徐青松当即表示，“为了保护后代原则，不允许代孕，不允许这个情况出现。”

2015年4月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个部门曾联合制定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工作下发的文件中表示，打击代孕是为了净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环境，维护正常的生育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自己无法再生育，亲属志愿代孕又不可行。无可奈何之下，老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明处的、暗处的各种代孕机构。

某海外代孕机构负责人刘保君第一次见沈新南时，沈在不停地抽烟。那是2016年6月，梅雨季，他们在上海的一家茶馆里初次见面。沈新南手上的烟还没熄灭，立刻点上另一根，眼里满是焦虑和怀疑。

在刘保君之前，沈新南接触了几十家代孕机构。仅上海一地，他至少认识30家。

从打官司时起，各种国内地下代孕机构便蜂拥而至。他们承诺，可以通过非正式途径和医院协商拿回胚胎，但都没成功。为此，沈新南还被骗了不少钱。

等到胚胎拿出来，需要找人代孕时，这些机构又退缩了。“代孕成功率一般只有50%左右。他们都怕担风险，毕竟只有4个胚胎，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沈新南也不放心，毕竟在国内医疗机构代孕是被禁止的。

还有一些机构，声称可以去海外代孕，比如去美国、乌克兰、俄罗斯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代孕是合法的。

这些海外代孕机构打着免费代孕的旗号找上门。沈新南虽对“免费”二字心生警觉，却不甘心放弃代孕的机会，接触了其中一家。

2016年初，沈新南受一家赴美代孕公司之邀来到上海。刚一到，公司负责人就说第二天要召开媒体发布会，帮他众筹代孕费用。沈新南被“吓到了”，偷偷买了车票第二天一早便返回宜兴。

与刘保君见面时，沈新南已经听了许多代孕培训课程，成了半个专家。刘自称是中国最早从事代孕行业的人，懂技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有过不少成功案例。

从能否开出医院接收胚胎的证明、如何保证液氮环境，到怎样解冻胚胎、怎样进行移植手术，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刘保君在回答沈新南的问题。刘保君还看了4枚受精胚胎的相关医院文件和资料，感觉胚胎质量、分裂冷冻情况相对较好，“(代孕)成功率比较大”。

经过协商，刘保君决定以成本价为沈家代孕，“代妈20万，一年生活费10万”，做不成，不收钱。

此后，双方又通过十多次电话，也为代孕、生产中的各种风险争吵过。比如，代孕妈妈中途流产要不要退钱;流产后的治疗费用谁出;孩子出生后不健康，谁来负担治疗费用……

最终，沈新南把这些责任一股脑揽了下来。

▲医院里用于转移受精胚胎的导管。    受访者供图

多国出台禁止商业代孕法令

紧接下来的一关是：如何把胚胎送到老挝。

之所以选择老挝，是因为与刘合作的柬埔寨代孕妈妈养胎基地不能用了。该国于2016年10月颁布了禁止商业代孕的法令。而此前，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颁布了禁令。因此，未出禁令的老挝成为世界各地商业代孕机构的新宠(老挝也于2018年1月出台法令，禁止商业代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