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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楼继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日前表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
针对目前的中美关系,3月27日,楼继伟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2018中美圆桌研讨会”上说,“汪洋同志任副总理时,作为习主席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特别代表,他曾跟美方开玩笑:‘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我觉得比喻的很恰当。美国可能认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认为我美国可以再找一个。但是我想提醒美国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对手和伙伴。”
楼继伟表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美国过低的居民储蓄率和过高的联邦债务率造成的。在现行全球经济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因此,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加强金融深化,美元的国际结算、支付、交易和储备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美国才可能更多地获得全球发钞国的优势。
楼继伟在50人论坛中美圆桌对话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转自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官网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我先做一点观察,最后再做结论。我的观察是我们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特朗普总统最近的几项声明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认为有三个问题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一是巨额贸易赤字使美国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现有的WTO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国占据全球高科技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从美国的技术贸易获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国认为这三个不公平主要来自于中国,或者中国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讲对前两点的看法。第一,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我认为,美国现政府的立场或者说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我上周六参加发展高层论坛谈及中美贸易问题时,曾经提到了特里芬悖论,在座各位都是大牌学者和专家,对此不会陌生,但我还是要做一说明。特里芬悖论是指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要保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要求经济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国家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否则它的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避险货币。但是,这种地位反过来又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就形成了悖论。
目前占据这样地位的国家是唯一的,这自然就带来一些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储蓄和高的贸易赤字,相当于美国人民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说,美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美国人民得到了好处;第二个优势是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持续的,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资源。
没有其他国家有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优势就要承担责任。根据特里芬悖论,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严重到影响美国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将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灾难。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约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过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华尔街的高水平创新,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认识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权,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优势,但是这种特权不能滥用。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又降到了3.6%,联邦债务率超过100%,在我看来又处于过度透支的状态,但是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他所称的800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赤字都是别国造成的吗?实际是美国过低的居民储蓄率和过高的联邦债务率造成的。
第二,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加强金融深化,美元的国际结算、支付、交易和储备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美国才可能更多地获得全球发钞国的优势。包括WTO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是有利的。WTO规则被特朗普总统认为不公平,要认识到这个规则是国际广泛共识的结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试图单方面强行修改,只会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抵制,是行不通的。
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比如WTO规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文,即TRIPS,实际是源自美国 301条款,只不过是为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共识基础上,WTO做一定修改后的版本。这实际反映美国已经占据了优先地位。如果还要寻求额外优先,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提示美国的全球责任。刚才提到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降到了34%,那是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后期,当时财政盈余达到2370亿美元,占GDP的2.5%。这种情形下,美债的发行规模就不足以满足全球储备资产和风险对冲资产的需求。为此,美国在自身融资需求之外,额外发行了一笔1000亿美元的债务并支付利息。这就是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在履行全球责任。
我再讲讲中国方面怎么看。第一,在贸易和开放领域,中国的入世承诺是高水平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最高的约束税率是65%,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的最高约束税率是300%,韩国800%,日本260%。入世后2002年中国第一次履行降税义务,平均关税水平就从15.3%降为12%。中国入世承诺农业补贴水平不超过本国农业产值的8.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中国承诺开放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现在开放水平远远超过承诺,已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120个。到2010年,关税减让义务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了9.8%。在贸易体制方面,中国政府对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则清理了9万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规范和可预见的贸易体制。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不征税的加工贸易占比大。从2017年进口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占比59.1%,加工贸易占23.4%,其余为对低收入国家免税的进口以及免税设备进口等。进口征税主要针对一般贸易,如果按照关税收入对进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实际征税率为2.4%,已经接近或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中美贸易更为特别,加工贸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例达59%,表明对美国的实际征税率更低。因此,在贸易和服务方面,中国并没有过度的保护。
第二,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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